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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，钢铁行业进入“后去产能”时代，供给侧改革红利逐渐弱化。截至8月31日，国内上市钢铁企业半年报披露完毕，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大部分上市钢铁企业经营业绩同比明显下降。
上半年上市钢企虽业绩下滑 但多数企业仍保持盈利
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统计的35家上市钢企2019年上半年总盈利超过328.1亿元，同比下降38.2%；其中34家企业保持盈利，仅有玉龙股份1家企业出现亏损。
净利润排名前三位企业为宝钢股份、华菱钢铁、三钢闽光，净利润分别为61.9亿元、22.4亿元、21.7亿元。净利润增长快的前三家企业为西宁特钢、ST抚钢、久立特材，上半年分别增长365.1%、280.5%和59.3%。
35家披露的上半年上市钢企中，净利润同比保持正增长的有10家公司，较一季度增加2家。其中ST抚钢、酒钢宏兴、大冶特钢由一季度的负增长扭转为正增长，中原特钢则由正转负，其余25家企业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滑，占到整体企业总数的71%。
2019年上半年上市钢铁企业盈利排名
数据来源：上市钢企半年报，兰格钢铁研究中心
钢价下行、成本导致钢企盈利下滑
上半年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，使得炼钢成本明显上升，加上今年钢价较去年同期出现了小幅下行，从而导致钢企利润出现了下滑。据兰格钢铁云商平台监测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全国钢材均价为4174元/吨，同比下跌3.9%。而同一时期铁矿石、焦炭等原燃料价格的上涨，使得钢铁成本明显。2019年上半年，海关铁矿石进口平均单价为86.65美元/吨，同比上涨23.3%；唐山地区二级冶金焦均价为2005元/吨，同比上涨2.0%。兰格钢铁研究中心测算的上半年普碳钢坯成本较上年同期上涨7.8%。
安阳钢铁在业绩报告中表示，由于钢材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，而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，煤炭、废钢价格仍然处于高位，公司盈利水平同比下降。同时，公司以前年度亏损已弥补完毕，按税法规定需计提所得税，导致净利润减少。
三季度钢企盈利呈现“V型”变化
进入三季度，钢价下跌趋势加重，使得行业盈利进一步缩水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年1-7月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利润总额1676.3亿元，同比下降25.1%，降速较1-6月加快3.3个百分点。
另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，2019年1-7月，我国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.4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9.75%，实现利润总额1235.82亿元，同比下降23.93%，降幅比1-6月扩大3.43个百分点。
兰格钢铁研究中心监测的七大品种平均毛利在7-8月也出现明显下滑，平均值仅145元/吨，较上半年平均毛利下降64.4%；较去年同期下降85.0%。
9月份进入传统消费旺季，建筑施工项目将明显开展，带动建筑钢材需求将出现放量。随着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的来临，环保限产区域有扩大和趋严的节奏，市场供需关系将有所改善，9月份国内钢铁市场将呈现阶段性反弹。而由于8月份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，使得9月份钢铁生产成本明显下降，兰格钢铁研究中心预计9月份钢企盈利空间将有所恢复。
四季度钢企盈利可能继续转弱
四季度，随着市场需求逐渐进入淡季，而今年取暖季限产避免环保“一刀切”，对钢企实施分类分级限产，但随着各地钢企超低排放改造的推进，符合标准的企业日益增多，限产效果将弱于前两年，叠加新增产能的释放，使得钢铁行业高供给压力进一步显现，四季度国内钢铁市场或出现明显下行的走势，钢企盈利可能继续转弱。
比2017年下半年增加5343万吨，大幅增长71.24%。这部分增长过快产能是否合规值得关注。
据了解，今年第三季度，工部、发改委等部门将开展淘汰落后和化解过剩产能督导检查，重点检查已化解产能复产、“地条钢”死灰复燃、产能置换不合规等行为，强化负面警示作用。对钢铁产能置换工作，有关部门将多方听取意见，适时予以修订完善，查漏补缺。
“今年上半年，钢铁业产销两旺。部分企业甚至持续高负荷生产，极易引发、环保、质量风险。”工部原材料工业司司长王伟表示，近年来虽已推进去产能，但钢铁产量还在大幅增长。对此，政府、行业、企业要群策群力，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。
与会者还认为，铁矿石定价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我国虽是全球大铁矿石进口国，但由于矿山企业集中度高但钢铁企业集中度低，钢铁企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。现行定价机制在维护产业链利益均衡发展方面存在缺陷，不利于上下游产业长期互利共赢。
别忽视超低排放改造
今年4月份,生态环境部等五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，不仅对末端治理后的超低排放指标提出了明确要求，而且加强了全过程、全系统、全产业链污染治理要求，代表了当今全球钢铁业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排放指标和要求。
“全行业要加快超低排放改造步伐，有条件企业力争提前达标。”高祥明表示，上半年会员钢铁企业外排废水总量同比下降6.77%，二氧化硫同比下降2.24%，烟尘同比下降2.62%，工业粉尘同比下降4.98%；吨钢耗新水同比下降7.69%，吨钢综合能耗同比下降1.28%。
但是，钢铁业推进超低排放改造仍有一些难题需要解决。例如，高炉煤气精脱硫等技术仍需创新突破，烟气脱硫、脱硝、除尘技术能否长期稳定达标尚需时间验证。另外，改造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脱硫灰、脱硝催化剂等固废产生量，处理这些固废尚未有较好的技术手段和处置渠道。同时，资金保障、环保管理等问题需要行业共同研究解决。
“节能环保关系企业生死。”高祥明表示，企业要有危机感，再不抓紧改造升级，有可能受限、停产甚至退出。
业界普遍认为，无论是钢铁业去产能、稳运行，还是推进高质量发展，都要打好环保牌。中钢协秘书长何文波指出，在钢铁需求一定的情况下，让实现超低排放的生产企业充分发挥产能，同时限制排放较高的产能，才是降低环境影响的正确做法。
在此前举行的“2019(第十届)中国钢铁节能减排论坛”上，针对中钢协发出的“各级政府部门对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企业给予更多激励，并实施更加有效的‘差别化管控’”的呼吁，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作出回应，“我们绝不允许把环保水平低、投入少的企业与环保水平高、投入大的企业放在一个环境中竞争，如果有那样的现象，就是监管工作失职，是要坚决反对的”。
刘炳江强调，是否达到超低排放是钢铁企业能否正常生产经营的关键，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
所谓“钢厂搬迁”，是一个不符合客观现实，容易带来误解的概念。
如果企业把机器装备拆下来搬往新厂址，安装起来恢复生产，可以称作搬迁。对于一些轻工行业、组装行业以及商贸企业来说，搬迁可能较为常见。而钢铁行业进行这种意义上的搬迁，古今中外极少发生。10年前某权威组织开展了“城市钢厂搬迁”课题研究，研究者经过检索，仅发现美国曾有过一起搬迁案例，即拉克万纳钢铁公司(LackawannaIronandSteelCompany)，因不能忍受严重的劳资冲突，于1902年自滨州的斯克兰顿市(Scranton)搬迁至纽约州的西塞尼卡市(WestSeneca)，后来还是倒闭了。我国抗战时期将汉阳钢铁厂、大冶铁厂的装备拆迁至重庆，重建为后来的重庆钢铁公司，大概可以算作第二例。除此而外，几十年前欧美一些钢铁厂关闭后，把整条生产线卖给我国，建成如首钢二炼钢、沙钢等生产基地，恐怕不能叫做“搬迁”，因为并非同一个主体，只能称之为买卖二手设备。
而上述这些情况，目前在我国已不复存在。前些年我国首钢、大连钢厂、重钢、青岛钢厂等，都是关闭、淘汰掉原址装备，在新址建成全新的生产线，据了解，利用旧设备的情况基本没有。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，，是钢铁生产装备多为工业炉窑，一经拆除就成为一堆废钢，可利用其原功能的不多；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是，我国冶金装备制造和成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，利用旧设备意义不大；第三，是弃旧建新往往伴随着技术升级、工艺及产品结构优化，旧设备往往不复利用。
所以，现在所谓的“钢厂搬迁”，实质上是关闭旧厂，在异地新建一座全新的钢厂。这和真正意义上的搬迁属于不同性质、依据不同的两类决策。
关闭城区钢厂，主要是地方政府基于环保压力，为维护公共利益做出的决策，属于政府行为，应纳入拆迁范畴。
城市钢厂是不是一定要关掉？不应一概而论，应权衡利弊，依法依规，慎重决策。笔者认为主要应在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。一是要综合考虑关闭城市钢厂的必要性。是不是非关掉不足以使空气质量达标？一些城市把钢厂搬到近郊区，对改善城区空气质量有多大作用？通过技术改造和严格监管，使城市钢厂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，能不能解决环境问题？能不能像日本等发达那样，让钢厂在消纳城市垃圾、处理污水和提供能源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？二是要综合考虑关掉钢厂的收益与成本。关闭城市钢厂除了减少财政收入、居民就业外，还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资产损失，这是成本。收益除了改善空气质量外，还包括腾出土地进行其他产业开发，以及将“产能指标”转让或让企业作价带走等。只有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。
从现实看，有的地方政府推进“钢厂退城”计划，经过了调查研究、专家论证、资产评估和与相关利益方反复的沟通协商过程，企业资产损失得到补偿，职工得到安置，环境得以改善，值得充分肯定。但也有一些地方，钢铁企业退城单纯依赖行政命令，似乎把企业“赶走”，政府除了减少GDP外不需要付出任何其他代价，这明显有违有关法律和中央三令五申保护产权的精神。也有的地方为了不减少当地GDP、税收和就业，指令企业搬往几十公里外的近郊，对改善空气质量作用不大。对此，建议有关部门废除含义模糊的“钢厂搬迁”概念，明确将城市钢厂退出纳入拆迁范畴，依法依规推进实施。
异地建厂，应该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，交由企业自主决策。
目前我国钢铁需求已经进入峰值区，未来存在总体上缓慢下降的趋势，产能过剩仍是钢铁行业将长期面临的问题。对退出城市的多数钢铁企业而言，基本上没有哪家企业的产品是不可被其他企业替代的。所以，钢厂退城后并不一定非要再建一座钢厂。即使再建钢厂，建在什么地方，市场定位如何，大宗原材料和产品如何进出，都是应该由企业及其投资者根据效益大化原则慎重考虑做出的决策，而不应该由政府指令“搬迁”到某一划定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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